郭汝瑰的难解人生---蒋介石称为“最大共谍”
四川出才子,也出无耻文人;四川出将军,也出败类叛徒。各朝各代都有这样的人物,历史会给他们的功过是非,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,让后人去评说。
郭汝瑰,四川铜梁人,毕业于黄埔五期,早年参加中共,后失去与地下组织的关系。追随国民党抗日。在抗日战争中他作战极其英勇,深受陈诚和蒋介石先生尝识,一路走好,步步高升。在国共逐鹿中原的战争中,他已是高级将领,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,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,堪称蒋的爱将,可此时他己是中共的高级间谍,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。
历史有时捉弄人,可一些人也在捉弄历史。当历史发展的轮廓为浓雾深锁,呈现出假像的时候,纵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会上当受骗。郭汝瑰先生就是这样的人。
他是一个职业军人,在1937年抗战爆发的当口,参加了蒋介石先生率军百万的淞沪大会战,他作为42旅代旅长,在数十架日机狂轰滥炸下,率部坚守阵地。每到下级有人叫嚷顶不住时,他就冲出掩护部督战,并在战局危急关头,留下遗书,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。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,七天七夜,八千多人还剩下两千余人,阵地仍未丢失,自此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,受到陈诚的赏识。后在长沙会战中他善于指挥,又受到薛岳的器重,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,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为培养“全能将校”的国防研究院任委员,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,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“军界精英”。
1944年3月,他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,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。1945年2月归国后,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,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,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、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、署长,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;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,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,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郭汝瑰已是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上层军官,常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,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。由于他思想左倾,早年崇奉马列,还是觉得马列主义才是“救国良方”。在国共内战紧要关头,他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终于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头,并多次和董必武见面,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,终成为中共方面高级的情报工作人员。由于他隐藏得很深,从未有过暴露,故一直深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,不久又“一年三迁”,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,成了陈诚手下的“十三太保”之一,官运亨通,红得发紫。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,并且要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,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,听取指令,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,他又随蒋介石还都南京。在整个三年内战期间,郭汝瑰将蒋介石先生作战计划的最高机密,通过任廉儒全部提交给共产党,毛泽东才有自吹的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”的节节胜利,直到把国民政府逼走台湾。
1947年5月12日下午,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:“今晚8时30分,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。”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,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。这时,山东军情紧急,共军一度攻克泰安,并进入卞桥、梁邱一带。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,经过讨论,蒋介石决定: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、沂水,以欧震兵团攻南麻,王敬久兵团攻博山,对共军实施合围。会议刚完,宋美龄走进客厅,请大家用餐。郭汝瑰一回到家,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,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,并且特别叮嘱说:“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,有整编第74师,全部美式装备,要解放军特别小心。”果然,共军因为提前得到情报,经过一番激战,在孟良崮之战中,全歼了国民政府的王牌部队第74师,杀害了其师长张灵甫,使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严重受挫。电影《红日》就描写此事,仅无郭汝瑰提供情报一说。
1948年10月,淮海战役前夕,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,提出“守江必守准”的主张,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、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,寻机与共军决战;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,送蒋介石审批。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国民政府的军队,就被郭汝瑰报送到共军的指挥机关。以后,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,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,增加了国民政府军在移动中被共军分割围歼的机会,以至日后原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《淮海战役始末》一文中说:“这时,我心忐忑不安,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,并认为蒋介石、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(因他是军校五期毕生业,人又矮小,所以称他为小鬼)的摆布,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。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,正在犹豫不决之际,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案,觉得争也无益,一个人孤掌难鸣。”
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,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,已决心放弃徐州,坚守蚌埠。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,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说明,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,并获批准。想不到移师途中,蒋介石又三变决心,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;旋又令“万勿再向永城前进,迂回避战”;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“就地停止待命”,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。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,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“共谍”,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,不敢向蒋介石报告。杜聿明以后在《淮海战役始末》一文中说:“我接到这一电令后,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,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,很后悔我在28日(即在南京参加作战会议时)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……弄到现在,老头子听郭的摆布……陷国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。”
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以后,国民政府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。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,决定主动引咎辞职,准备到共产党占领区去。但中共仍叫他留下来继续搞垮国民党,预计共军渡江后,蒋定会固定西南,双方必有一场恶战,叫他掌握一支部队,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。与此同时,继何应钦之后就
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徐永昌也挽留他说:“重大决策都是老头子决定的,哪能要你负责呢?你不必引咎辞职。” 他去找顾祝同,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。经过顾祝同的保荐,蒋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,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共军围歼的部队,并立即开往四川。
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,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,开始招兵买马,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、团长。他还利用各种关系,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、车辆;然后奔赴四川,一面举办军官队,一面派员招兵,尤其到自己的家乡铜梁县去招兵。他公开号召:谁能招一连人就当连长,招一营人就当营长。四川人家乡观念重,铜梁一带的贫苦农民担心被抓壮丁,都愿意前来应征。没有多久,郭汝瑰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,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,72军就拥有了三个师一个团,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。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72军的同时,单线联系指挥郭汝瑰的任廉儒,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,并带来共军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。为便于赵力钧进行活动,郭汝瑰委任他为72军重庆办事处的办事员。
直到这时,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,以为在此节节失利、军心涣散之际,郭汝瑰还能临危受命,组建起一支很像样的部队供自己驱使,实在难得。当共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,蒋介石飞抵重庆,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之后,还亲自召见郭汝瑰,询问他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。当得悉解放军已经进入贵州,由贵人川时,蒋介石又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,直接指挥21军、44军、72军和三个独立师,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;并要求72军在长江、沱江布防,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,与共军决战。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,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所有拥蒋人员,在共军入川时,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,破坏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计划。在他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:“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。”台湾有报纸写道“一谍卧底弄乾坤,两军胜负已先分”。
应该说,郭汝瑰为毛泽东夺取天下立了丰功、奇功,可是在中共建立政权后,只给了他一个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,相当于一个副局干部。后来,他奉命调到新建的南京军事学院,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、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、军史史料教研处副处长。不久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,在“肃反”运动中遭关押审查。原来他1949年举行的那个率众投共是假投共,有不少投共人员“反水”叛变,杀了共产党派去的军代表。其中有个投共师长叫肖烈,后被判处无期徒刑,1964年冬我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时,竟和这位矮个子师长同一个中队,据他说起义部队根本无人“反水”,中共反正枪毙了不少人,判刑了不少人,团长、营长、连长、以至班排长,多遭杀戮。肖一直不“认罪”,说自已是“有功之臣”,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。好在郭汝瑰安然无恙,“肃反”后仍当他的教员。
当然,无端被诬,他不能不有意见,心想自已为共产党“革命”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,反被疑为特务,真是滑稽至极!好在这个运动很快结束,对他伤害不算大。不过他发觉,现实中的共产党与自已当年想象中所“信奉”的共产党有“天壤之别”,认为 “肃反”是无法无天,践踏民主,破坏宪法,无端诬陷好人。在一份材料中他写道:“一些无耻之徒,希图过关,假坦白,攀诬好人。一时满城风雨,鬼影憧憧,逼得悬梁的悬梁,投水的投水”。为此,在1957年“整风运动”中,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积怨与不满,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:“刘邦入关,约法三章;李世民尊贤纳谏,从善入流,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。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,才能长治久安。”为此被定成右派,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。由于他是投共将领,中共法外施恩,宽上加宽,只把他降职降薪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。在不久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又作为死老虎“学术权威”拉出来批斗,抄家游街备尝辛酸。好在他是“聪明”人,从不硬顶硬抗,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,加上“文革小组”模糊不确定定性,方逃过死亡一劫。
在这凄风苦雨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活中,他想得很多很多,金戈铁马,淞沪大战;冠盖如云,拜将封相。还冒着生命危险,把国军对共军作战的最高机密全给了毛泽东,到今天自已却成了阶下囚。
历史啊历史,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?直到1978年他的“问题”才得到明确定案解决,此时郭汝瑰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,还能做什么呢?不过还好,他以无权无钱耄耋之躯,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《中国军事史》和《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》,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: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,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,重要战斗1117次,小型战斗28931次。陆军阵亡、负伤、失踪321万1419人。空军阵亡4321人,毁机2468架。国民党是抗日的,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。
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,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:“不为国家、民族利益着想,而徒谈忠义,只会助长专制独裁,阻碍社会进步。”这是忏悔呢,还是觉悟?
郭汝瑰作为脚踩两条船,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,向世人展示了他的人生,让后人去想象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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