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老部队34师的故事】（57）野营拉练的历史回顾

野营拉练的历史回顾

作者/  杨荣标

凡当过兵的人，特别是在野战军服役过的人，都有过千里野营拉练的磨练。一晃几十年，许多往事都在时间流淌的长河中渐渐褪色、模糊、甚至忘却，但野营拉练前前后后的幕幕历史镜头，却铭刻脑际记忆犹新。

 

（一）

我是1969年3月参军入伍，被分配到陆军十二军三十四师步兵第一〇一团。入伍之时，正是3月5号珍宝岛战斗打响之后的第五天。那一年，也正是全国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第四年。

溯前几年，部队的军事训练正由训练高潮跌落低谷。1964年，军委向全军推广了我们师一〇〇团二连的郭兴福教学法，全军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，继而各军兵种、各部队开展了以实战为背景的大比武，部队训练一片热火朝天，部队军事素质得到较大的提高。但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，却针对大练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枝节问题，泼出了一大盆冷水，否定大练兵运动的成绩和方向，硬生生地把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压了下去。林彪提出“四个第一”，提出突出政治，强调要把政治思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在“政治可以冲击一切”的错误思想指导下，军事训练给政治工作让路，军事训练的时间大为压缩：全训部队的军训时间只占全部工作时间的40%，半训部队仅为工作时间的20%，而担负军垦任务的生产部队，则只占10%。于是，部队中出现了“政治教育需多少给多少，生产劳动占多少是多少，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”的状况。以致后来，部队训练只剩下每天一个小时的“天天练”，部队军事素质大为削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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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处于“文革”大环境中的部队，军事训练得不到保证的另一个原因，是部队承担了大量的“三支两军”任务。据统计，1967年至1972年间，全军先后派出280余万指战员奔赴工厂、学校执行“三支两军”任务。另外，为了备战，担负国防施工的部队，除工程兵外，这三年全军有15%左右的部队在军事要塞和预设战场担负国防施工。因此，不少部队的干部不会组织行军、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，甚至有的基层干部连军语也不懂，比如不知道什么是“行军序列”，不懂得部队宿营布岗后必须察看周围地形等等。对这种状况，广大指战员深感忧虑。

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后，苏联部署在亚洲地区可用于对付我国的兵力、兵器，达到70多个陆军师、100余万人，坦克2万余辆，作战飞机3000余架，各式军舰800多艘。8月13日，苏军为了报复珍宝岛战斗的失利，入侵新疆裕民县，在巴尔鲁克山西部的铁列克提地区设伏，造成我边防巡逻分队30多人伤亡的严重事件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苏联还声称要对我国发动核战争。

珍宝岛事件发生后，毛泽东主席于1969年3月15日明确提出：“要准备打战”。在3月底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上，毛主席又提出“九大的任务就是总结经验，落实政策，准备打战。”4月1日召开的九大上，政治报告将战备列入突出重要的地位：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，准备他们早打，准备他们大打，准备他们打核大战。因此，九大以后，准备打战成了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。

据此，军队不但在部署上作了相应的调整，同时还组建和扩建了部分部队，将原部队中乙种编制的师团，都恢复到甲种编制。乙种编制的一个步兵连是三个排，每个排三个班，全连七八十人。而甲种编制的步兵连是三个步兵排加一个火器排（配4支火箭筒），每个步兵排有4个班（三个步兵班加一个机枪排），加上连部和炊事班，全连有120人。乙种编制的一个步兵营是二个步兵连、一个机炮连。扩至甲种编制后，一个步兵营是三个步兵连，一个机枪连、一个炮兵连。一个乙种编制的步兵团只有一千余人，而一个甲种编制的步兵团则有两千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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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哪里来？那就“招兵买马”呗。因此，1969年那一年，全国除征了二月份的春季兵外，年底又招了一批冬季兵。一年两次大规模招兵，是史无前例的。到1969年底，全军在编人员达到631万余人，超过了抗美援朝时期的最高兵员数额，成为解放军历史上兵员最多的时期。

 

（二）

珍宝岛作战后，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，各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练，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“三打三防”训练和野营拉练。

一支部队在战斗中能否顶得上、过得硬，首要的就是看这支部队能否拉得出、藏得住、打得响。可在和平环境里，部队都住在营房，起床、早操、吃饭、训练、休息，每天四平八稳、按部就班，许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机动灵活、吃苦耐劳等优良传统作风渐渐退化，特别是住在城区的部队，条件优越，娇生惯养，长期下去就可能变成“老爷兵”。所以从1969年战备训练开始后，一些部队为改变上述情况，以更好地适应战争环境，就在单项训练的基础上，自行进行了综合性的野营训练。

1970年2月，毛泽东主席认真阅看了《新疆军区陆军八师在戈壁滩上野营试点的情况》、《陆军第一一六师“千里野营”总结报告》和《济南军区关于前指拉练情况的报告》三个文件。文件分别反映了沿海、沿边和机关在高原、寒区不同环境下野营训练的情况，反映了演练活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。2月21日，毛泽东批示：“都已看过。这样训练好。”并指出：“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会打，一个是会走。会打、会走，军队都要学会。”

毛泽东主席批示后，全军掀起了一个野营训练的高潮。比如1970年当年，南京军区就有军区前指、8个军级机关、19个师部、103个团部、295个营部、1903个连队、23个军分区、155个县（市）人武部、4个后勤分部、31个医院等，共20万余人进行了野营训练。

野营拉练，多数部队的拉练时间是一个月上下，徒步行程千里左右，少数部队则是两个月、两千里。野营拉练中，部队练走、行、吃、住、藏，既炼机关，又练部队，普遍做到了练思想、练作风、练技术战术、练生活管理。野营训练中，开始时往往暴露出部队综合能力不强的问题，比如不会行军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宿营，不会警戒，通信联络不畅，后勤保障不力，战士负荷太重，有些装备不适应行军作战，指挥机关指挥能力弱、合成意识差等等。

1970年11月24日，毛泽东主席看了北京卫戌区《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》。阅后批示：“全军利用冬季实现长途野营训练一次，每个军可分两批（或不分批），每批两个月，实行官兵团结、军民团结，如不这样训练，就会变成老爷兵”。

 

为落实毛主席的上述指示，中央军委于1970年12月6日发出通知，要求全军迅速掀起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，时间要求两个月。拉练的第一阶段，侧重演练行军宿营、侦察警戒、生活管理、群众工作，并穿插进行阶级教育、传统教育和形势教育。第二阶段则搞急行军、夜行军，侧重练指挥、练通信联络、练技术战术、练后勤保障、练诸兵种协同。

这一年，全军共有540个师级以上机关、43所院校、90%以上的野战部队投入了野营拉练。通过拉练，培养了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学到了在营房中学不到的东西，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战术，还密切了官兵关系，增强了军政团结、军民团结。在野营途中，干部战士坚持做到庭院不扫净不走，水缸不挑满不走，借物不还清不走，损坏东西不赔偿不走，群众纪律不检查不走。所到之处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良好赞誉。

自此之后直到1978年，每年都进行全军性的冬季野营拉练。

 

 

（三）

长途拉练，对我来说不成问题。因为参军前，我在农村当过三年农民，脚穿草鞋挑上百来斤担子，也是家常便饭，从而练就了一双铁脚板，千里行军一路走来，我从不打一个脚泡。

那些年头，冬季野营拉练经常搞，而我几乎一次不拉。多次拉练，我曾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仍有几件事始终记忆犹新，无法忘怀。

1975年11月，我们团从安徽全椒县的荒草圩出发，向大别山区进军，最终目的地是六安地区的张家湾。师指挥所指示我团：在张家湾搞一场团进攻实兵演习。团指挥所决定由三营担任主攻，三营确定由战争年代曾先后立过三次集体一等功、特等功的英雄七连为先锋连，七连决定由陈更新任排长的三排为尖刀排。部队从头天傍晚连夜出发，翻山越岭七八十里到达前沿出发阵地。经前沿侦察、分析敌情、定下决心、部署兵力后，在炮兵、喷火兵等协同下于凌晨发起进攻。整个战斗持续了十多个小时，直到天黑才结束战斗收拢部队。那一天，一线指战员整整28小时没有进餐，部队吃苦耐劳、“两不怕”精神可见一斑。

当时，我是政治处组织股干事。拉练中组织股工作不多，主任就叫我协助宣传股办《野营简报》。办简报主要是交流经验，表扬好人好事，鼓舞士气。简报尺寸不大，也就现在用的A3复印纸那么大，一周编印两至三期。由宣传股何顺有干事负责稿件采编，由我负责刻钢板和印刷，刻印好后交由团收发室分发。

一天，部队在一个小盆地的村子里宿营。团指挥所命令，今晚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借宿老乡房子，全部都露营在外，两人一组，用防雨淋而包在被子外面的绿色塑料布，自行搭建一个矮塑料棚过夜。我们政治处被安排在打谷场，我和另一战友一个组，先找来几根细竹子和树枝弯成弓状，把两头插埋到地里，弓形的小屋顶就算弄好了，然后用两块塑料布盖放在竹枝、树枝上，再用鞋带把塑料布固定住，一个五六十公分高的小矮房就搭建好了。我们猫着腰进去，铺上借来的稻草，展开背包，这就是我们露营的“星级宾馆”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还有刻印《野营简报》的任务。吃过晚饭后，我钻进小塑料棚，点上蜡烛，把被子当凳子，把膝盖当桌子，认认真真地刻印起。好在版面小，刻得也快，印刷用的是轻便的手推滚动油印机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新的一期简报就诞生了。只是那天天气太冷，大约有零下三、四度，塑料布上有一层厚厚的霜，刻印时手脚不灵，睡觉时感到从头到脚都冒冷气。

记得还有一天，部队来到某个山村，借住在一老乡家里。一般情况下，都是一个班或一个股同住一户，地上铺上借用的稻草和小棉垫，再铺上白布单就成了每人睡觉的床。那一天，老乡把堂屋让给我们休息，我被安排在最里面。因为天已黑，农村又没有电灯，堂屋里靠墙壁的一条桌上点了一盏小油灯，黑乎乎一片。当我铺床时，才发现在堂屋的条桌下躺着一只大肥猪。老乡说：这只猪常年都睡在这儿。听老乡这么一说，我也不好赶它走，只好挨着大肥猪躺了下来。好在大肥猪身上还比较干净，也没有多少臭味。大肥猪好像也懂得来了客人，一个晚上也没拉大小便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只是晚上大肥猪呼噜打个不停，开始时听着烦人的呼噜声无法入睡，后来由于实在太疲乏了，也就慢慢睡着了。睡觉和大肥猪作伴，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享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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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兵拉练，最辛苦的要数炊事班。炊事员不但要背上各自的行囊，还得挑上煤米油盐菜，有的还要背上一口大锅。一个连队百十号人的早、中、晚三餐，都是炊事班在别人休息时间里，火急火燎、加班加点快速完成。比如中午饭，部队一到休息点，其他人都可放下背包歇歇脚，甚至躺到地上小眯一会儿，可炊事员们一放下背包，得马上进入另一场战斗。炊事班战士各自按照事先分工忙活开了：有的挖坑埋锅，有的点火鼓风，有的挑水淘米，有的洗菜切菜，充分展示平时练就的野炊本领。野炊还有一个苛刻的要求：野外做饭不得让煤烟直冲天空，以防暴露目标！所以挖坑埋锅后，还得挖、盖数条疏散烟道。技术到家的炊事班，黑黑的煤烟通过疏散烟道后，会乖乖变成淡淡的烟雾慢慢漂浮散开。从远处看去，那里只漂浮弥漫着一片清淡之雾。

野炊时，一个连队要挖埋两口大锅，一口烧饭，一口炒菜。炒菜的锅还负责烧汤，汤烧好后再烧一大锅开水，以保证大家能灌上一壶水。一餐这么多工作量，大家热火朝天，汗流浃背，一般也可在四十分钟左右就能饭熟菜香。于是，八九个干部战士各围成一圈，大家蹲在地上就餐。中间放置两个菜盆，一荤一素两个菜，若要喝汤则自己到炊事班大锅里自取。

一般而言，一个百十号人的连队，从到达休息地埋锅做饭，到吃好饭整队出发，前后也就一个小时。炊事员们做好饭菜后，马上快速扒拉几口，狼吞虎咽填了填肚子，又得急急忙忙洗刷、整理炊事用具，还得填埋锅坑，尔后快速跟上部队行军队伍。因此，炊事班从早到晚都是紧紧张张、忙里忙外，每天都得不到好好休息。

那一年的11月10号，部队到达舒城县地界。中午饭刚刚做好，大家拿上碗筷正准备盛饭就餐，突然接到上级命令，说是情况有变，部队马上开拔!饭都还没吃，怎么办？可肚子再饿，也不能违反命令呀！大家就拿碗装上饭边吃边行军！可我们个子大的一碗饭不够咋办啊？我急中生智，取下头上的军帽，把饭装在帽子里，边走边用手抓着吃。那天由于情况特殊，一大锅的菜都倒到地上了，我们大家都只吃白饭不吃菜，由于肚子饿，感觉还是蛮香的哩！

过了几天，部队搞夜行训练，并且要翻越一座大山。不幸的事，那天中午起，我的脑袋发胀发麻，且越来越胀，越来越痛，感到浑身无力，连眼睛都懒得睁开。后来，几次恶心想呕吐，可又吐不出来。突然，哇的一声，胃里的东西从口中喷射而出。但经医生检查，体温不高，血压也还算正常，查来查去查不出个所以然。政治处乐主任问医生怎么样，医生也说不出个道道来。

由于浑身无力，我只好向主任请假。乐主任迟疑了一下，最后答应让我去坐团部的收容车。

事后，有的同事悄悄告诉我：乐主任对你请的病假有些看法，认为医生都查不出症结，还能有什么大病？可能是小杨怕苦怕累不想夜行军爬山路吧！

我听后，内心感到很委屈，只有自己清楚病情是确实的，但就是查不到病因，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啊!后来，过段时间就会出现头痛头胀,不及时吃药就会出现喷射状呕吐的情况。我怀疑是否脑部长了肿瘤？后来我曾到大小医院查了几次，可未发现肿瘤，病因至今也没有定论。有的医生曾告诉我：你的病可能是神经性头痛。自那次发病到现在，已经45年时间过去了，但现在每年都要发个十来次，每月一至两次，雷打不动。按女同志每月来一次月经戏称“大姨妈来了”的说法，我自嘲是每月都要来一次“大姨夫”。后来，我渐渐摸到规律：一旦发作，赶快服下一片去痛片。服用一小时后，头痛就会慢慢缓解，而其他任何药都无济于事。否则，不但头麻头痛不止，还准会出现喷射状的呕吐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我的口袋里一年四季都备有去痛片，以防随时出现的不测。

那一年拉练结束时，我曾留下一首《西江月·重返大别山》：

“三军喜迎转变，刘邓南下扎营。大别山上共克艰，一把刺敌利剑！

苦练杀敌本领，人民重嘱记心。千程冒雪齐跃进，昔日雄狮再现！”

 

1978年6月中旬，我到三连当指导员。刚下连不久，接到军、师命令，由我们一营实施夏季拉练试点，为全军摸索一套夏天行军、宿营、外训的练兵方法。

拉练，使部队在野外得到吃、行、住、打的最实际锻炼，确实是全面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好方法。但以往全军都是搞冬季拉练，而夏季拉练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。夏季拉练白天骄阳似火，夜间蚊子成群，高气温、高强度，训练难度变得更大。

这次夏季拉练，前后时间安排45天。第一阶段是白天行军晚上休息，第二阶段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，第三阶段是武装泅渡训练，完成全营武装泅渡1000米才算达标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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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30日早晨5点，全连整装出发，全副武装沿小道前行，每人背上背包、枪支、子弹袋、水壶、挎包、米袋，外加4个手榴**淡，每人负重不少于四、五十斤。

第一天计划行程并不远，距离不过80华里，按一般每小时10华里速度，加中午饭时间，大约9小时即能到达宿营地。但由于当时地图更新慢，大小道路变化大，加上随营参谋不够细心走错了道，使部队走了一段弯路，加上大热天背上背包，背包上横扛着一支钢枪，腰胸间勒着子弹袋、手榴**淡袋，肩上还斜跨着挎包和米袋，上衣被裹得紧紧的，真是汗流浃背，浑身湿透了，弄得战士疲惫不堪。

许多战士是第一次长途行军，既没有经验，又未经锻炼，刚走了两个来小时就双脚打起了水泡，可战士们还是颇能吃苦，咬着牙坚持不掉队。到了下午三、四点钟，有少数战士双脚打起了血泡。最大的血泡有乒乓球那么大，脚一着地就钻心地疼，身上还要负重四、五十斤的各种装具，痛苦程度可想而知，因而有的战士就渐渐掉了队。

我作为连队指导员，跑前跑后了解情况，做好思想动员工作，和战士一起背诵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的毛主席语录，呼喊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二万五；累不累，学做革命老前辈”和“坚持就是胜利”等口号，同时利用行军休息间隙召开骨干碰头会，要求开展以老带新、以强帮弱的“一帮一”互助活动。这些工作，对全连大部分同志确实起到了较好的激励、帮扶作用，但对那些双脚打满水泡、血泡的战士来说，再好的动员，也已力不从心，掉队距离渐行渐远，可离宿营地还有五、六里路地呀！看着小战士那艰难的样子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中，实在于心不忍，就自我加压，先后一个一个地把它们的枪拿过来背在自己身上。最后一算，我除了自带的手枪外，右肩上扛着一挺机枪、两支冲**锋**腔，左肩上扛着三支步枪，总共大小七支枪。好在那时我才29虚岁，正是年轻力壮之时，加上我有一双从小练就的铁脚板，虽负荷不轻，但还能坚持行军。

大概离宿营地还有二、三里地的样子，营部派来一辆嘎斯69吉普收容车。一般情况，一辆小吉普连驾驶员只能坐4人，挤一挤也就5个人。可那天，座位上硬挤硬塞，每人大腿上还硬是抱坐一人，这样一辆吉普车硬是挤进了11个人。除了我和驾驶员，这么多人还有9个背包、9条枪，凡有空的地方都塞得满满的，车内几乎找不到空隙了。我想，这可能创下了吉普车载人的吉尼斯纪录了！

 

夏季拉练结束不久，我被抽调到师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，所以我在三连当指导员前后不过三个月。

我是1978年2月初结的婚，当我回到部队不久，妻子告诉我已怀了孕，算算孩子预产期是11月11日。10月份，我们三十四师到浙江征兵，当时要我们科派一名干事随师征兵领导小组到杭州。当时部队规定，一般情况，干部一年不能请两次假。因此，自己虽然很想争取这个名额到杭州，以便妻子生小孩时能有机会去帮一帮。但自己一直以来对自己要求比较严，组织纪律观念比较强，又刚到组织科报到不久，总觉得个人的事难以启齿，因而没有主动向科里领导汇报。科里领导由于不了解此情况，当然也就照顾不上我了，于是派出陈干事随师征兵领导小组去了杭州。

当年11月份，师部组织冬季拉练。当年我在三连已参加过夏季野营拉练，但又不好意思向领导说明情况提出留守，于是又随师政治部参加了冬季野营拉练。因此这一年，我前后参加了两次野营拉练。

11月中旬，苏北已到处是天寒地冻。一天，我们行军来到宿迁，政治部在宿迁北面的一个果园里宿营。这些天来，我身虽在拉练，但脑际不时冒出妻子要临盆生产的事来：按预产期应该到生产的时候了，不知生了没有？生个男孩还是女孩？母子是否平安？

第二天早上刚吃过早饭，秘书科一同志递给我一封信，一看是从金华寄给我的平信。可字迹不是我妻子的，心中不禁一阵疑惑：金华还有谁会给我写信呢？打开一看：噢，原来是我家属一位叫何慧兰的女同学写的信。来信向我报喜，说是妻子已于11月11日预产期那天，在金华人民医院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解放军，体重6.8斤，且母子平安，要我放心工作。

看到来信，胸口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，同时心头一阵惊喜：我终于当上爸爸了！

现在，儿子已经43岁了，幼孙也7岁了，我自己已71岁垂垂老矣！真是白驹过隙、日月如梭啊！

 

       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金华

步兵的拉练要比炮兵苦多了，不过拉练的经历和收到的锻炼是一样一样滴……

好故事，欣赏了。

野营拉练是那时军队的常态

我们当年也步行拉练了半个月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