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班长 （五）
——忘不了那人那事征文
那时候，连队总是把最重要、最危险、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有线三班，在班长的带领下，我们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，没有吃不了的苦。
泗湾湖架电线，从金湖县开始，一根根水泥杆，没有起吊设备，总是班长自己一马当先，硬是用肩膀扛用铁锨用木杆顶，插进土洞里竖起立正。
在小刘庄通信连的小农场，旱改水，班长硬是把自己当牛做马，犁地耙田，弓着腰，让粗粗的麻绳通过肩膀，像纤夫一样拉着，走在犁耙前面，而让我们在后面扶把手。一个月下来，终于把盐碱地改成了水田。
营房电话线路出了故障，不管风霜雨雪，烈日寒夜，班长总是一声不吭，拿起登高板，找到故障电线杆，几步蹬上去，修复线路，直到通话正常。
班长像一个铁汉子，高大身躯从来没有弯过腰，也从来没有叫一声苦。只是在夜深人静时，偶然听见班长在轻轻地呻吟……
这样的班长，任何战士跟着他，都会赴汤蹈火，出生入死，在所不辞！
记得那是我入伍的第二个年头，家里来信，说部队来人到我乡下葛家老屋，到我毕业的高中，到我们街道调查我的情况，家里问我是不是在部队犯了错误。我很是奇怪，我在部队，在班长的带领下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啊。
左思右想，说不定是在调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，我是红卫兵头目，曾经批斗过县里头号‘走资派’，我们还去小孤山扫过四旧。
一个多星期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，惶惶不安。这天，连队要我去排文娱节目。活动室里，许多天没有见过的付东升副指导员让我做‘导演’。
那是排我写的一个三句半，我让连卫生员打鼓说第一句，哪知道这位姓王的71年新兵不听指挥，非要打锣说最后半句，我好说歹说，他就是像老话说的——‘要你打鼓你非要打锣，要你上山你非要下河’。
这几天，我心情本来就烦躁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嘿，你怎么不听调啦！？你不就是个新兵……”‘蛋子’没有说出口。
哪知道这位卫生员根本不买我的账，大声说：“你算个球？！你在师宣传队女兵面前出风头出惯了，跑到我们连队也想出风头？！”
嘿，他们连队，把我当外人！他可能是指我在舞台前为女兵独唱伴奏手风琴——那女兵贺素霞是演李铁梅的，《春光万里红旗杨》也唱得倍儿棒。每当这个节目，她总是习惯性朝我微笑点头，示意我可以开始拉过门了。
我感觉，这个新兵心理有些扭曲，本不想与他计较，但是连队交给我的任务不得不完成啊，就把鼓硬往他手上按，哪知道，他把鼓往乒乓球桌上一丢，就是不干。我急了，问副指导员：“副指导员，你管不管？”
副指导员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那位卫生员就大声骂起来—— “管你妈逼！”
这下我忍耐不住了，当红卫兵时，老子敢把皇帝拉下马，你一个新兵蛋子，竟敢如此猖狂，骂我的老娘！骂我可以，骂我的老娘不行！我上前，一把拽住他的手，问：“你骂谁的妈？！”
“就是骂你！怎么？想打架？！”他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我。
这时候，我脑子发涨，感觉血一个劲往头上涌，我揪住他的胸部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以为我不敢揍你？！”
“打人啦！葛文凤打人啊——”他竟先声夺人。
忍无可忍，神差鬼役，我一拳打过去，顿时，他门牙流血了！
我知道我闯下大祸了！果不其然，连长施国华立即找我，狠尅了我一顿，说我动机是好的，打人说什么都是错，“哪有这样做思想工作的？！”连长说着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翻了几下，又合上，“算了，不给你看了……”。
晚上，连队集合，指导员点名批评我，要我写检讨，以观后效。
熄灯后，班长拽着我来到老地方，还没等我坐下，一拳打在我胸口，我仰面朝天跌坐在地下，只听他大声嚷：“日小妈！你、葛文凤脑子是进水了还是吃了火药？怎么这样不争气？！”
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哭过，这次，我眼泪汪汪，一肚子委屈只得向我的班长、我的兄长罗学友倾诉，我伏在他膝盖上，真的好伤心。
“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就起早摸黑帮人洗衣服，供我念书，他竟然骂我妈……”
好大一会，班长拍着我的背说：“都怪我！有些情况，我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没有提前让你写入党申请书……”
“我不够格，不敢写……比起你，我永远不够格……”
第二天，我离开了连队，离开了我的班长，开始了我‘老兵游子’的所谓文艺兵的军旅生涯。
而我的同学老乡盛唐，本是一株‘瘦’苗，在通信连这个肥沃的土壤里，茁壮成长，当上报话班长，后来，又当上了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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