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五、宜黄战役
1932年7月2日,彭德怀的第三军团首先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与敌接触,一举“击溃”国军4个团,国军军退守大余,但无缴获。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,从4日至7日,激战四天,大余竟然坚不可摧,守敌固守不退。没想到彭大将军错误判断大余守军,声称强弓之末,上报方面军,准备追击逃敌。结果是水口没拿下来,加上一军团,才免强赶走敌人,这次战斗势均力,景象之惨烈,为历次战事所罕见,据聂荣臻回忆:“尸横遍野,发出一阵恶臭。有的部队白天打仗,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,许多同志疲劳过甚,倒头便睡,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。有的同志夜间口渴,摸到河沟去喝水,有一股血腥味,第二天拂晓一看,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。”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时,定性为“败仗”,毛泽东不客气地批评:“部队一再误报敌情,领导决心一再变更,自己乱了步骤,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。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。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,本来一般算作胜仗,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……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。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……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”。
6月中旬,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红军东路军、西路军番号,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,下辖红军第一军团、红军第三军团、红军第五军团。红一军团四军军长王良在福建武平大禾坪侦察地形、敌情时牺牲,昆继任红军第四军军长,陈光继任第十一师师长。
乐安、宜黄守军为孙连仲的第27师,师长高树勋,共6个团,突入到苏区北境,其战力相对其它中央嫡系国军较弱,对这股敌人,红军早就想吃掉,现在腾出手来,集三个军团力量,长途奔袭,意在必得。
是夜,按照林彪的风格,严密封锁消息,部队隐蔽开进,由于行军一直在苏区,群众基础好,参战部队到达招携、东韶一线时,27师一直蒙在鼓里。
8月10日,林彪率红一军团开始向乐安招携、望仙集中,15日抵达乐安招携、望仙附近地区,上午十一时,朱德、毛泽东下达《攻击乐安的命令》: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,统一指挥各军团的攻城作战行动;五军团在城南作预备队;三军团在东北部警戒阻援宜黄、崇仁之敌;林彪自己的一军团担任主攻。
乐安守军是27师第80旅的两个团,城墙不甚高大,周围虽筑有防守工事,但都是仓促构筑,不甚坚固,但守军士气较高,众志成城,严阵以待。16日,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,林彪于下午五时,指挥红军第一军团并第三十一师、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和总部特务营为主攻城军,在红军第三军团、红军第五军团配合,开始攻击乐安县城,但攻击未能成功,林彪旋即停止攻击。
第二天午夜三时,林彪指挥红三军夜袭东门外之敌,以吸引敌军主力,红四军在南门主攻。到了拂晓时分,号称“铁军”的红四军在红三军炮火掩护下,主攻乐安。守军约有3000余人,昨日被红三军猛攻了一整天,疲惫不堪,红四军却休息了一天,双方一接触,守军就感觉吃不消,确实惹不起红四军,顶不住了。
主要是悬殊太大,乐安城被四面包围,三面虚攻,一面真干,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凭着一股气势压倒敌人,硬是从云梯爬上了城头,随即突入城内,打开了城门,四军大部队一涌而入,开始了激烈的巷战。拼命抵抗的守军盼来了助战的飞机,谁知国军飞行员也过自信,耀武扬威,贴着地面飞行,被地面机枪一梭子打了下来,这是红军第一次打下飞机,于是士气大振,反观国军一时沮丧。至九时,南门及东门外之守军全部溃败。十一时,红四军由东、南门,红三军由西、北门,红二十二军由北门突入乐安县城,至十二时攻克乐安县城,歼灭国民党军27师两个团又一个营,从旅长到勤务兵全部被歼,无一脱逃,俘敌3000余人,缴获枪支2000支、机枪20余挺、迫击炮10余门,无线电一部。
打下乐安后,方面军命令红军第一军团配合红军第三军团攻击宜黄县城.
18日,林彪率一军团配合彭德怀的三军团杀向宜黄,驻守宜黄的是27师的另两个旅,仅一天,一军团便全军赶到了宜黄西北的官仓前至凤岗圩一线。20日晚上二十时,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向宜黄进攻,本来一军团接到命令佯攻宜黄城北门,目的是吸引守军兵力,结果守敌太水了,竟然无意插柳柳成荫,担任佯攻任务的红三军一个冲锋就破城而入。
而彭大将军那边,真是运气不好,冒雨猛攻了一天,未能奏效,死亡好多战士,却被林彪的第三军趁夜得手,拣了个便宜,红三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,三军团也随后攻进了西南和东南门。
困兽莫斗,它会狗急跳墙,红军在东北门给守军留了退路,但27师师长高树勋却偏偏不走北门,弃宜黄向龙骨渡逃跑,结果可以预料,肯定没能跑成,被林彪在龙骨渡追上,残兵千余人大部被俘,除了高树勋师长本人带少数随从逃走以外,歼灭国军第27师(高树勋部)两个旅,俘敌近1000人,缴获长短**腔1000余支,机枪10余挺,迫击炮10余门,无线电台2部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。
守敌一部弃城北逃,林彪要求部队追击要快,这次亲自作为,指挥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和第四军第十一师尾敌追击,于抚州以南龙骨坡追歼国民党军27师逃敌3000余人。
至此宜黄战役胜利结束。攻占四座城镇,一周内胜两仗,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,红军声势大震,毛泽东出手便不凡响!
但这次胜仗却成了毛泽东走麦城的拐点,乐安、宜黄战役后,敌人派出三个整师的兵力前来驰援,后增加到6个师。面对强敌,毛泽东不干这种强啃硬骨头的傻事,独断改变了中革军委的预定计划,命令全军撤退,占领的乐安、宜黄被放弃,部队到新占的地区筹粮筹款。
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局宁都会议上,毛泽东受到了严厉批评:乐安、宜黄战役后放弃打南城,分兵筹款,就是不想打大城市,老账新账一起算,提倡诱敌深入、找弱敌打等主张是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”。免去毛泽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,新总政委周恩上任,心中忐忑,究其一和,指挥打仗绝非长项,指挥不了那么多横冲直撞的红军将领,人家也不太可能听他的,他从部队建设出发,尽力挽留毛泽东在部队。周恩来解释了原因:“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,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,如到后方,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,甚至会走向消极。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,对战争有帮助,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。”。周恩来其实并不是想充分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才能,只想把他作为自己的助手,控制在身边,随时可以减少其在军队中的作用和影响。鉴于毛泽东在一方面军中的影响,中央局勉强同意: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,“主持军事并负全责,泽东仍留前方助理”。
中央局大员们似乎忘了一点,有全局观的毛泽东,其领导的魄力、性格的强势,不会委曲求全,供职下周恩来手下,毛泽东索性告病休息,到长汀医院“养病”去了,留下余地,答应周恩来:“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”。
那年月下岗容易上岗难,毛泽东一走了之,尔后的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虽按他的战法执行,但已很难再见其踪了,周恩来“坚定”与博古、李德等人合作后,把毛泽东忘得干干净净,毛泽东再想指挥打仗,已经三年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了。毛泽东自嘲自己“茅坑里的石头”,“连鬼都不上门”,不过,倒是有一个人,只要从前线返回,必定要到毛泽东家坐一会,他可能一言不发,一声不吭,把从前线缴获的战利品适应症贺大姐手里一塞,就坐在门口的小矮凳上,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,起身离去。他就是林彪,贺子珍还担心林彪往毛家跑会引来人家的猜忌,劝他不要再来,林彪一如既往。自从朱毛会师以后,林彪就独具慧眼,从残酷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了毛主席的伟大,坚定地站在了正确路线的一边,并在毛泽东指挥下,打了无数胜仗,毛泽东被迫离开了指挥岗位后,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仍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,第四次反“围剿”,林彪随机应变,取得了一战灭掉国军两个整师的中央军骄人战绩!
后来的周恩来为当年的冲动而一生懊悔:“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”,毛泽东、周恩来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,莫不根源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