喜圆当兵梦

一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，当兵算是我人生历程中最为难忘的一段岁月。因为那是我一生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，也是我朝气蓬勃的一段时光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就很想当兵。从懂事起就爱听当兵的故事、爱看当兵的书。记得我七八岁时，一支解放军部队（后来才知道是炮八师）到俺村拉练，人就住在我们生产队的农户家里，车炮就停放在我们东街放电影的空场上。那时我就每天都跑去看他们站队出操，看他们操炮训练，看他们给老百姓挑水、打扫卫生。尤其是看到有的当兵的穿着四个兜的衣服，戴着红色的帽徽和领章，腰里斜背着一把小手枪，走起路来直腰板正地煞是威武，心里羡慕极了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就有了一个当兵的梦：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当兵，也争取穿上四个兜的衣服，让俺也威武威武。说真的，那时还没有什么“保家卫国”之类的想法，只是后来书越看越多、道理越来越明，才逐步有了当兵“报效祖国”这样的信念。

1972年底，也就是我还在安丘四中上学即将毕业时，一天，几个当兵的来到我们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，一打听，原来他们是征兵的。于是，我按奈不住心中的欲望，赶紧和班主任老师说了我的想法。傍晚下课后，我又急乎乎地跑了十多里路回家，向父母和哥哥说了我要当兵的事。第二天，哥哥就去大队给我报了名。政审没问题，我家的主要亲戚都是贫下中农。但是，体检时出了一点儿小麻烦，差点儿让我的当兵梦泡汤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体检中我的身高、体重及其他方面都合格，只是在体检表上出现了“疑似平板足”的报警信号。好在当时我三叔在大队木工组干，时常去给公社、医院、供销社等部门买树盖房子，和部门的人都很熟。于是我就拽着三叔去凌河医院，找到参加征兵体检的祝兴智医生（后来他干了院长），向他说明了情况，请他重新给我看了看脚板。结果，我脚心一弯，他说“不是平板啊”！原来第一次体检时我脚板伸的过直，被误认为是“疑似平板足”。就这样，定兵的那天祝医生特意把我叫到现场，让领兵的和武装部的人都看了看我的脚板，这才“化险为役”，我的当兵资格总算通过了。

记得拿到“入伍通知书”的时候我还在学校，我们高二级二班一下子就收到了9张喜报，有邱效华、吕振东、王志顺、刘咖秋、王华昌、吴树服、孙衍德、赵金林和我。另外，还有高一级的宋学勤，高二一班的殷国宝、马振远、李树杰、王庆祥、李其振、朱志同，高三级的帅西新等，共三十多人，一夜间我们这些同学又添加成了战友。后来听领兵的说，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部队两年前才刚刚组建，需要部分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兵源。要知道，我们那时当兵，高中文化就算是“文化兵”了。一下子送出这么多兵，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也感觉很高兴，在校的同学们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选择。离校那天，学校专门为我们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送仪式。当挥手告别熟悉的校园、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时，我们的眼里都充满了晶莹的泪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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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送新兵入伍

听说我要当兵入伍了，父母家人满足之情溢于言表，自不必多说，亲朋好友那个高兴劲儿也让我无法忘却。大姐二姐给我送来了吃的，好多初高中同学给我送来了笔记本、钢笔，邻居知青点的“城市哥”“城市姐”们还给我送来了书签、欢送信……。最难忘的是我们一个街但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孙业芳父子俩，还专门请我去他家吃了一顿送行饭。你可知道这爷俩是什么情况吗？孙业芳比我大十多岁，但论邻居辈分叫我叔。他是个小矮人，外号“小人王”，还近视眼，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是他父亲孙秀文把他拉扯大，父子俩日子过的异常艰难，三十多了还没有搞上个对象。但他为人很好，肚子里藏书很多，我小的时候经常听他说故事。当听说我要去当兵时，他爷俩说什么也要请我吃顿饭——炖了一小锅豆腐大白菜，炒了一盘猪血韭菜，烫上了一壶用地瓜干换的白酒。就是这么一顿简单而实在的送行饭，让我感动地不得了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农村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，对一个邻居当兵能有如此真情相送，真的不易（写到这里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）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才逐步懂得了做人的起码准则：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！

1972年12月7日，也就是当兵离家的头一天，我们凌河公社110个新兵在烟站集合，其中去南京高炮部队的97人，去海军部队的13人。我们凌河大队一起入伍的有孙忠仁、孙希展、孙贤明、孙业超、苏祝明、孙衍华、孙衍光、孙衍林、宫长顺、宫长海、孙希文、孙淑德和我，共13人。其中，孙希文和孙淑德是海军，我们11人是高炮兵。领兵的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堂“军课”，讲了一些当晚住宿和路上应注意的事项。晚饭是公社饭店送去的白面馒头和大白菜炒肉，有的人一顿就吃了四五个大馒头，惹得领兵的同志忍俊不已直想笑。夜里住宿就安排在烟站的黄菸收购大仓内，地上铺了几排托菸叶的木板就是床，新发的军被好多人还迟迟舍不得打开盖。

第二天黎明时分，我打了个招呼悄悄地回了趟家，和家人再道个别。一到家里，母亲只是不停地在炕沿上抹眼泪，父亲还没起床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要好好干，不用想家。临别时，我看到七十多岁的父亲已满头白发，身上瘦的皮包骨，似有好多话要说却没有说出来，我的心里一阵心酸，眼泪“呼呼”地喷涌而出。当时，我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，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，争取干出个人样来，不为“报效祖国”，也要让父母过上宽裕一些的生活，让父亲再也不要“一碟烧辣椒喝换酒”了。岂不知，这一别竟是我与父亲的永别，当兵半年我父亲就生病去世了（后叙）。（插新兵入伍老照片）

那天早饭后，我们就启程向着心中那个美好的梦想出发了。我们是坐着县城来的大客车到的潍坊市坊子火车站——1902年德国人为了掠夺附近的煤炭资源而专门修建的一座火车站，一个高10.8米、占地面积528平方米的小火车站，却有着“百年老站”的沧桑。这个小小火车站，平时过往的客车很少，多是一些运输货物和牲口的货车。但是，可能部队从这里过往的比较多，火车站的小百货商店有不少军人用品。也就是在车站候车的档口，我买了两个搪瓷饭碗，一大一小，摞在一起，装到饭兜里正好。而好多老乡看着在凌河烟站买的带底的大绿搪瓷碗都后悔了，因为太大携带不方便，后来还成为被南方兵笑话的一个“把柄”（后叙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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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子火车站

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，一列绿色车皮的客车呼啸而来，新兵们刚要欢呼，她却呼啸而去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列黑色铁皮车“咣当，咣当”地停在了我们面前的站台上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就是拉我们新兵的车——一辆拉货的闷罐车，火车头冒着黑烟，车厢黑黝黝的，车窗很小。听站台上人说，这是平常用来拉牲口、拉物资的货车。打开车门，车厢里铺着芦苇编的席子，什么座位也没有，四面车体上还脏兮兮的。领兵的首长吹了一声哨子，站台上的新兵呼呼拉拉地站好了队，以排为单位先后上了车。上车后，按照要求每个人都把背包靠车厢外侧一字放好，新兵排长点名后，车门便缓缓地关上了。透过几个小小的车窗，几缕光线照进车厢，车厢内勉强能看清人的轮廓。里边的空气不是很好，个别新兵开始发出“唏嘘”声，意思是“怎么用这样的货车拉我们呀”？但是大多数新兵还是感到好奇，毕竟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庄户孩子，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坐过火车，绿皮车厢里什么样也不知道。再说火车开动后，大家靠着背包往席子上一躺，说说笑笑地还挺热闹。期间，大家谈论的其中一个笑料是“火车的声音像什么？”，有的说像“逛东——逛西——”，有的说像“顾东——顾西——”，反正那时的火车都是烧煤的，火车在行进中是随着排烟的多少和加速度发出不同的声音，谁也说不准确。

躺在闷罐车里，我们新兵也没有手表，大概过了半天多时间吧，火车“吱——”地一声长笛停了下来。列车员打开车门，我们一看是“新沂站”到了。新沂，地处苏鲁交界处，是苏北徐州市的一个所辖县。新沂站，是京广线上的一个重要站口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新沂是红色的革命根据地。到了新沂站，一个领兵的首长一声令下，我们打起背包依次走出车厢。当时坐车——准确地说是躺车大半天，我们的头都有些晕乎乎的，下了车东南西北也分不清，懵懵懂懂地被带到了一个大广场，可能就是新沂火车站广场吧！在那里，旁边早已停放着两排解放车，每个车头一侧还站着一名军人，看起来像是司机。我们几百名新兵坐成一个方队，一位首长手里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，点到名字的新兵被站成一列，依次上了左边的解放车。其中，我们村的孙贤明，也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，单单点名把他叫到了那边的车上，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，那几辆车就开动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那个点名就是分兵，孙贤明被分到660团去了，我们村其他9人是658团，虽然同属高炮75师，也都在苏北，但一个团驻一个县（市），平时根本没有机会见面。所以，那一分手就是六七年，直到退役后我们才重新相见。好在到我们公社领兵的几个班长都是658团的，他们招呼着我们上车直奔淮安而去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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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李兴业，我们658团的老战友，记得还在过一个宣传队。淮安聚会时他当场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，给晚会增添了光彩。可惜的是因为太忙没能说上几句话！

兴业是个作家，希望能在这里经常看到您的大作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