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1984年入伍，1998年转业。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是在部队度过的，我人生最辉煌的成就是在部队创造的，我人生最要好的朋友是在部队结识的，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是在部队留下的。14年来，欢乐与痛苦，相聚与分离，激情与彷徨，始终与我相伴。如今，留给我的都是记忆。这些美好的回忆，犹如家乡酿造的糯米酒，回味无穷。我愿将这回味无穷的“糯米酒”，与朋友共享！

    说明：本篇文章是我2005年刚懂得网络的时候写的。那个时候，我甚至连字都不怎么会打，更谈不上怎么组合文章，只知道平铺直叙，把自己的军旅生活呈现给大家。现在借本次征文活动，特将这篇文章贴出来，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第一章    入伍

      1984年10月上旬，我得到了全国征兵的消息。10月11日，我找到了大队民兵连长，要求参军入伍。当天，连长带着我和其他七八个人，到官桥卫生所进行目测。所谓“目测”，其实主要是检查视力，量身高称体重，然后自己说说有没有皮肤病。其它方面我没有什么毛病，检测视力时，居然说我有一只眼视力为1.2。与其他人相比，显然处于弱势。于是，我就一直跟在连长身后，看看能不能改过来。连长将目测结果送给官桥乡武装部部长（后来知道他叫许光胜）看，武装部长当场说，这个视力为1.2的不用参加体检，其他都可以参加。我一听，傻眼了，赶紧拿眼睛瞪着连长。连长连忙解释说，这个1.2写错了，其实也是1.5。部长没说什么，算是默认了。这样，我通过了第一关——目测。

家里人听说我想当兵，都在极力反对。那个时候，正是第二次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的时候。做父母的，一般都不希望儿子在前线打仗。父亲反复地做我思想工作，还把我的两个叔父和两个堂兄拉来助威。反正我是一声不吭，不发表任何意见，任他们说。

      提起当兵的念头，其实我酝酿很久了。83年离开校门，就注定了我将从此面朝黄土背朝天了。但是，我很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当农民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我丝毫没有看不起农民的想法。但在农村人眼里，一辈子当农民就是没有出息！我要奋斗，我要闯出去！一般人离开校门后基本上不再光顾过去的课本了，但我不是这样。虽是农民，从来没有离开书，书就是我的第二生命，我的一些业余收入（如卖黄鳝、木树籽、灯笼草等）全部用来买了书，每本书都编了号。但我知道，光看书是不行的，是看不出前途来的。于是，我就写，写了不少稿子，投往《湖北日报》、《黄冈报》，结果，写出去的东西犹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这个时候，正在部队服役的四堂兄写信告诉我，在部队也可以考军校。他希望我能参军，考个军校，一样也是有前途的。于是，我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征兵时候的到来。你说，我怎么会轻易放弃呢？虽然我离17周岁还差两个月，但我是高中毕业，是符合年龄要求的。而且，我非常自信，我身体这么好，一定能考上！

      父母亲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同意了他们的观点。他们不知道，17岁的儿子翅膀早就硬了，早就想展翅飞翔了。虽然人还在家里，还要进行正式体检，心却早就飞到部队了。

10月13日，是准备进行正式体检的日子。这天一大早，我奉父母之命，先是到胡师垸请兽医为牛看病，然后挑着一担谷到陈尔真垸轧米，等我将米、糠挑回家时，正好赶上早饭。早饭后，我悄悄地将牙膏、牙刷和一条枕巾（准备用于洗脸）装在口袋里，顾不上轧米造成的满身的灰，穿着水鞋（天未下雨，但路上尽是泥巴），偷偷地跑到大队部。民兵连长正在着急地等我，说再不来车就要走了。我庆幸赶上这台解放牌卡车。我们几个参加体检的人都爬上了车厢。车就朝着花桥卫生院开去——那里正是广济县应征入伍体检的地方。

      那时广济县的编制是这样的：县管区，区管乡，乡管大队，大队管小队。我是属于石佛寺区官桥乡机车下大队的。我们机车下大队一共去了5个人参加体检。在体检过程中，有一个姓程的小伙子突然说不参加了，搞得部长很恼火。最后断定他将来不会有大的出息。果然，他至今还在做庄稼。

      官桥乡一共去了40多人，前面大概有20人身体不合格。部长很着急，紧急动员各大队民兵连长回去再叫人来体检，我估计各乡是有任务的，应征人数必须达到。不象现在，人人都在拉关系找后门，希望能当兵。轮到我体检时，我看到体检表上全都是合格。特别是最后一关，医生用手按住肚子，不停地压、摸。当这个医生在表中最后一栏写上合格时，我知道我基本过关了。我大队的一个小伙子，当兵的愿望非常强烈，之前说自己一定能考上。结果在最后一关被认为肝大，广济话念成“官大”。当别人问他怎么没考上兵，大家一致回答说：“他官大，只能当官，不能当兵。”

      部长得知我身体合格，异常高兴。因为我是我乡第一个被确定身体合格的人。这之后，陆陆续续地有人身体合格，合格者已超出应招的人数。

  10月30日，我的所有亲戚按时来到，每家都送了贺礼。大队所有干部、小学所有老师也来了，送了笔记本和钢笔。本垸的人也都来到我家，表示祝贺。不记得办了多少桌酒席，只知道我自己家、叔父家都坐满了人。当晚，还放了一场电影《患难夫妻》。我姑姑认为这个电影不好，为此，还同放映员吵了起来。最后我说放什么电影无所谓，只是图个热闹罢了，这才了事。

      10月31日，这是我在家的最后一天。下午，一阵敲锣打鼓声由远至近，进入我的家门。母亲听到这声音，立刻哭了起来。这是母亲今年第二次听到这声音，第一次是年初姐姐出嫁时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一年内，走了一个女儿，又要走一个儿子。七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。母亲一哭，我的婶娘、姑姑、姐姐、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，好象生离死别一样。邻居都在劝着，结果越劝哭声越大。那个时候，我可能感情一点也不丰富。虽觉伤心，但怎么也哭不起来。有时也想，我要不要也哭起来呢？哎，算了吧，哭不出来就别装了。我向我的大堂侄（同我年龄一般大）使个眼色，他就将我所有物品拿出家门，我也毅然出了家门，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眼——生我养我17年的家。

我与敲锣打鼓声离我家愈来愈远，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哭声，很快就走到了乡政府。当晚，在乡政府吃饭，并且又看了一场电影《月亮湾的风波》。电影放映之前，我父母亲、兄弟姐妹都来看我，我堂兄弟12人，也都来了。四堂兄这时刚从部队退伍。他说他错过了部队直接从士兵中提干的机会，又无能力考军校。他希望我能圆了他的军校梦。在四堂兄的影响下，他的所有偶数堂弟后来都到了部队。我排行老六，现已转业。我的亲弟弟老八、十堂弟、十二堂弟，目前还在部队。这三个弟弟在我的关照下，清一色地在海军南海舰队。特别是十二堂弟，前年大学毕业，读了五年本科，不去当医生，要立志到部队当政工干部。没办法，我动用我的关系，让他顺利地成为我战友手下的一名中尉军官。

      11月1日，一大早来了一辆公共汽车，把我们送到石佛寺区公所。天可怜见，17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！我无论是在官桥中学读初一、初二，还是在石佛寺高中读初三，亦或是在大金高中读高中，从来都是走路。偶尔搭上手扶拖拉机，还特别高兴。农村伢，就是这么可怜。到了区公所后，迎来的是热气腾腾的肉包子。啊，真好吃！早餐后，区长（后来知道他叫王利承）给我们做动员。他叫军属们不要送，还说了一句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”，我觉得非常经典。到现在没有忘记，第一次听到这话，是他说的。

      难忘的事接二连三，这天我又有第二次坐公共汽车的经历。这一次是从石佛寺坐到广济县城——武穴城关镇。汽车把我们送到政府招待所（就是现在的南洋花园酒店）。接兵连长开始点名，当喊道“毛世刚”时，我们都哄堂大笑，而且以后每次点名，我们都要笑。可惜这位战友，英年早逝（默哀）。点名后，又进行编班。不知道是咋回事，我被任命为四班长，负责官桥乡的人。连长又说，这个班长职务是临时的，到了部队就没有了，主要是负责一路上的组织工作。我有个同学，听说我当上班长了，忙找到我，要我关照他弟弟。我知道他弟弟是一个牛皮烘烘的人，他不找我麻烦，就万幸了。事实证明，我的这个战友后来给我找了不少麻烦，至今，我同他的关系很一般。

      这天是最后告别的时候，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兄弟姐妹都来了。说不完的嘱咐话，尤其是父母亲最后的几句话，让我永志难忘，受用终生。父亲说：做人要做一个本分的人。母亲说，别人的东西、公家的东西，你永远不要眼红。21年后的今天证明，我的确是按照父母亲的要求做人做事，我永远是一个堂堂正在、实实在在的人，我从不嫉妒别人，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努力的结果！

      正所谓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”，中午一点多钟，我告别了父老乡亲，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，告别了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，，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，踏上了我新的征程！

我到了老连队后，才知道汽车营广济籍除了我们那一批新兵外，还有早当我们四年兵的一批，就是我新兵班长邓见六的那一批。留下来的都是超期服役的老兵，他们都是第五年兵。可以说，广济籍战士在汽车营占有相当一部分。因为老乡多，所以我们往往也同时将老乡分一级老乡、二级老乡。我们官桥乡的8名战士，理所当然是一级老乡。我们几个人在新兵期间团结得非常好，新兵连结束后，被分到各个单位，分别干着不同的工作。只有同乡战友胡巨民与我一样，同时在连队担任着文书职务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85年兵汽车营各连文书是以下这些人员：运输一连文书杨德军（湖北沙市）、通信员李柏六（湖南，听起来象礼拜六），运输二连文书胡巨民（湖北广济）、通信员孙五一（湖北广济），运输三连文书兼通信员是我，训练一连文书李德全（湖北沙市），训练二连文书严江立（江西波阳），修理所文书张法卫（湖北广济），营部通信员计向阳（江西波阳）、苟宝武（湖南）。

同乡战友胡巨民那时已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认识他的时候，是我们一起从武穴到武汉的船上。那时我觉得他谈吐不凡，非同一般。在新兵连里，他把他写的日记给我看，又觉得他文采斐然，字写得相当漂亮。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，平时又谈得来，所以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新兵训练结束后，他本来是马上接着学开车。当他得知我到三连当文书时，就找到领导，与本来在二连当文书的战友调换了工作。这样，他就在运输二连担任文书。

虽然我们不在一个营区大院里，但200米的距离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。我们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，用乡下话说就是“共穿一条裤子”。作为文书，我们都担负着同样的工作任务。作为同时入伍的老乡，我们又有同样的志向。一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就到对方连队一起聊天，谈理想、谈抱负，甚至还谈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。大部分时候，我们是在电话里谈。由于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聊天，气得当时江西籍的电话员程献金没办法。他在我们说话时经常打扰，我们就叫他当心点，否则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就无可奈何了。

非常感谢上苍让我认识了胡巨民。我们自84年相识，到如今已二十二年了，依然是最好的朋友。胡巨民如今是海军某部政治部主任，是同年兵中提升最快的一个。我儿子出生后不久，就认他作干爹。他结婚后，儿子又认他妻子作干妈。这样以来，不但我与胡巨民关系好，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

一年的文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，这年年底，我被汽车营党委评为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”，奖毛巾被一床。据说这毛巾被价值20多元，是我两个月的津贴费。同时，受连嘉奖一次。

根据汽车营的规定，当满一年文书，第二年就去学开车。时间已到1986年2月，新的文书已到连队，我同我的上任一样，也与我的下任进行了交接，并对他进行了传帮带。这个月底，我与所有第一年干勤杂的战友，一起进入训练连队，开始了汽车驾驶培训。